楔子
我叫周国庆，这个名字是我爹给起的，说是庆祝新中国成立二十周年。一九六九年我出生的时候，我家那个小县城里到处都挂着大红标语，我爹高兴得喝了一斤白酒，在产房外面扯着嗓子喊，就叫国庆，就叫国庆。
可我活了快六十年，觉得这个名字给我带来的好像从来不是什么好运气。一九八八年的时候，我被查出参与了不该参与的事情，那时候我才十九岁，什么都不懂，就跟着几个社会上的大哥瞎混，觉得那样才叫风光。结果事情败露，我从一个技校的学生变成了一个被下放到林场接受改造的人。
那一年我刚好二十岁，正是年轻气盛的时候，却要背上一个沉重的包袱，去一个我从未去过的地方。我记得我妈站在县城汽车站的候车室里哭，我爸站在旁边一声不吭，脸上的表情就好像我死了一样。我心里头又后悔又害怕，可嘴上还是硬撑着，说没事没事，就三年，三年我就回来了。
那时候我不知道，命运这东西，从来不是你想怎样就怎样的。
这趟车晃晃悠悠走了大半天，从我熟悉的小县城一路往北，越走越偏，路也越来越烂。同行的人一个个下车了，到最后就剩我一个人。司机回头看了我一眼，说，小伙子，到地方了。我往窗外一看，除了山就是树，连个像样的房子都没有。我问他，林场在哪儿？他朝前面一指，说，往前走二里地就到了。
我拎着一个蛇皮袋子，里面装着几件换洗衣服和两本书，沿着那条土路走了二十多分钟，才看到几排低矮的瓦房。那时候太阳已经快下山了，秋天的风带着一股子凉意，吹得那些白杨树叶子哗啦啦地响。我站在林场的大门口，看着那块褪了色的木牌子上写着“红旗林场”三个字，心里头忽然就酸了。
林场的场长姓赵，是个五十来岁的老头，一口大黄牙，胳膊上长满了腱子肉，一看就是常年在山里干活的人。他看了看我的材料，又看了看我这个人，半天才开口说，你这身子骨，能干啥？我说，啥都能干。他哼了一声，说，能干啥，到了这里，你就是最底层的，别端着。
赵场长把我领到一排瓦房最东边的一间屋子前面，敲了敲门，里头没人应。他直接推开门，里头收拾得干干净净的，就是东西少得可怜，一张床，一张桌子，一把椅子，墙角放着个搪瓷盆。赵场长回头跟我说，你就住这儿，跟你搭伙的是个女的，叫何秀兰，她是林场的临时工，你俩一起负责东边那片林子的养护和清理。
我当时就愣了，说，我跟一个女的住一块儿？赵场长瞪了我一眼，说，咋了？林场就这么多屋子，你还想挑三拣四的？人家何秀兰是个寡妇，带着个三岁的娃，人家都不嫌弃你，你还嫌弃人家？
我说不出话来。我那时候二十岁，虽然犯了事，可到底还是个年轻小伙子，让我跟一个寡妇住在一间屋子里，这搁谁身上都觉得别扭。可赵场长根本不管我愿不愿意，把门钥匙往我手里一塞，转身就走了，丢下句，明天早上五点起来干活。
我在那个屋子里站了好一会儿，看着那张床，寻思着晚上怎么睡。一张床，两个人，还有一个三岁的娃，这咋睡？正想着，门口传来脚步声，一个女人抱着个孩子走了进来。
那就是何秀兰。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，头发随便用根皮筋扎在脑后，脸上没有什么表情，看我的眼神里带着一种说不出来的东西，不是讨厌，也不是欢迎，更像是一种麻木。她怀里那个小男孩瘦瘦小小的，眼睛倒是很亮，正啃着自己的手指头瞅我。
秀兰说，你就是新来的？
我说，是。
她说，我叫何秀兰，这是我儿子，叫石头。说完也不等我回应，就把石头放在那张床上，转身去墙角拿了个暖壶，倒了半盆水，给石头洗脸洗脚。动作很熟练，一看就是天天这么做的。我站在门口，像根木头似的，不知道是该进去还是该出去。
秀兰给石头洗完，抬头看了我一眼，说，你站那儿干啥？进来吧，以后咱们就在一个屋檐下过日子了，你是城里来的吧？别嫌弃我们这地方破。
我这才走进去，把蛇皮袋子放在桌子底下，看了看那张床，又看了看地面。秀兰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，说，你睡地上，我睡床上，你要是觉得委屈，可以去找赵场长换。我说，不委屈不委屈，睡地上挺好。石头这时候忽然咯咯笑了起来，指着我说了句啥，我没听清，大概是觉得我这个陌生人的样子挺好笑。
秀兰从柜子里翻出一床旧棉被递给我，说，地上潮，你多垫点。我接过来的时候碰了一下她的手，粗糙得跟砂纸似的，手指上全是裂口，有些还贴着胶布。我心里头忽然就软了一下，说，谢谢你，嫂子。
秀兰说，别叫嫂子，就叫秀兰吧。说完就吹了灯，抱着石头躺下了。
屋子里黑了下来，只有窗外的月光透过玻璃洒进来一点点光亮。我躺在地上，闻着那床棉被上一股子肥皂和阳光的味道，听着床上秀兰哄石头睡觉时轻轻哼着的小调，一整天的疲惫和心酸忽然全都涌了上来。我咬着嘴唇，没让自己哭出声来，可眼泪还是顺着脸颊往下淌，落在枕头上，一会儿就湿了一片。
那是我在林场的第一个晚上，我永远都忘不了。
那时候我不知道，这个女人，会改变我的一生。第二天天还没亮，我就被秀兰叫醒了。她说话的声音不大，但是特别清楚，就跟在我耳边说似的。她说，起来吧，该上工了。我迷迷糊糊地睁开眼，外头的天还是黑的，窗玻璃上有一层白蒙蒙的雾气，屋子里冷得跟冰窖似的。石头还在床上睡着，小脸蛋红扑扑的，嘴微微张着，呼吸声很轻很均匀。秀兰已经把早饭做好了，其实就是一大锅红薯稀饭，稠的捞给石头留着，稀的她自己喝，锅里还剩一碗，算是给我的。
我端着那碗红薯稀饭坐在门槛上喝，天边才刚露出一丝鱼肚白。林场的早晨安静得只能听见鸟叫声，还有远处不知道谁家的公鸡在打鸣。秀兰蹲在门口洗脸，用的是凉水，我看见她拿毛巾擦脸的时候，脖子和手都冻得发红。我说嫂子，你咋不用热水？她说，省点柴火，又不是多冷的天。我说这都十月了，还不冷呢？她没接话，把毛巾拧干了搭在绳子上，转身进屋去叫石头起床。
石头是个很乖的孩子，不哭不闹，秀兰给他穿衣服他就伸胳膊伸腿，穿好了就自己坐在床上等着。秀兰把稠的那碗红薯稀饭端给他，他拿个小勺子自己吃，虽然吃得满嘴满脸都是，但看得出来他在努力学着他妈的样子吃饭。秀兰一边收拾屋子一边跟石头说，一会儿跟妈妈去山上，乖乖的，别乱跑。石头含含糊糊地应了一声，嘴里的红薯还没来得及咽下去。
我喝完粥，把碗放在灶台上，秀兰说，你的碗自己洗，我这人不喜欢伺候别人。我说，我没让你伺候，我自己来。她看了我一眼，没再说什么。我那时候觉得这女人挺不好相处的，说话硬邦邦的，脸上也没什么笑容，好像谁都欠她二百块钱似的。
后来我才知道，何秀兰今年才二十五岁，比我大五岁，可她看起来像三十好几的人。她十八岁就嫁到了这林场附近的一个村子里，男人也是个林场工人，结婚第二年生了石头，石头刚满一岁的时候，她男人上山伐木，一棵松树倒下来的时候方向没控制好，正好砸在他身上，等把人从树底下刨出来的时候，已经不行了。秀兰就这样成了寡妇，婆家那边的人说她克夫，不待见她，娘家那边又远，帮不上什么忙。她只好带着石头到林场来打零工，好歹有个住的地方，每个月能挣几十块钱，勉强够娘俩糊口。
这些东西不是她跟我说的，是我后来断断续续从别人嘴里听到的。秀兰这个人，从来不跟人讲自己的事，别人问起来，她就说都过去了，然后就再也不开口了。
第一天干活，赵场长把我领到东边那片林子，指着一大片地说，这片林子十年没清理过了，杂草灌木长得比人都高，你的任务就是把这片林子里的杂树杂草清干净，把那些枯死的松树砍了拉走，再把新的树苗补种上。我看了一眼那片密密麻麻的林子，腿都软了。这哪是一天两天能干完的活？赵场长说，给你三个月时间，干不完就别想回去。
秀兰已经拿着柴刀进了林子，她蹲在一丛灌木前面，三两下就把那些乱糟糟的枝条砍得干干净净。石头就坐在林子边上的草地上，面前放着一个小布包，里头装着几块红薯干，他一边嚼一边瞅着地上的蚂蚁搬家。我拿起柴刀试了一下，才发现这活看着简单，真正干起来一点都不轻松。那些灌木的枝条又韧又硬，一刀下去砍不断，还得来回锯。没干半小时，我的手心就磨出了两个血泡，疼得我直抽气。秀兰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到我身边，递给我一副手套，说，戴上，别把手磨烂了。
那是一副旧手套，大拇指的地方磨出了洞，但是洗得很干净。我接过来戴上，说了声谢谢。秀兰没应声，又回去接着干活了。中午的时候，太阳升得老高，林子里头又闷又热，我浑身上下都湿透了，胳膊酸得抬不起来。秀兰找了个树荫坐下，把石头叫过来，从布袋里掏出两个玉米面饼子，一个递给石头，一个掰成两半，半块给我，半块她自己吃。我说我不饿，你吃吧。她说，不吃饭哪有力气干活？你第一天来，别逞强，下午还有一下午的活，不吃东西你撑不住的。我接过来咬了一口，那饼子又硬又糙，但嚼着嚼着倒有股子甜味，大概是因为饿了，什么都觉得好吃。
石头吃完了饼子，靠着秀兰的大腿就睡着了。秀兰脱下自己的外衣盖在他身上，自己穿着一件薄薄的秋衣靠在树上看远处的山。我看她脸上全是汗，嘴唇干得起皮，就把自己的水壶递给她。她摆摆手说，你喝吧，我有。她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竹筒，拧开盖子喝了一口，又盖上了。我注意到那个竹筒很旧了，外头磨得发亮，像是用了很多年的东西。
干活的前三天，我跟秀兰说的话加起来不超过二十句。她说得最多的话是“吃饭了”、“该起床了”、“看着点石头”。我那时候心里头其实挺别扭的，我一个大小伙子，被发配到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来，跟一个寡妇住在一起干活，这要是被以前那些哥们知道了，还不得笑话死我。可是慢慢地，我发现秀兰这个人虽然话不多，但人真的不坏。她每天比我先起，比我先睡，干起活来比我还拼命。我砍一棵碗口粗的杂树要花半个小时，她十几分钟就搞定了。我扛一根木头下山累得气喘吁吁，她扛两根走山路比我走得还快。我一个大男人，居然比不上一个带着孩子的女人，这让我心里很不是滋味。
第六天的时候，出了一件事。
那天下午，我们在林子里头清理一片特别密实的灌木丛。秀兰在前头砍，我在后头把砍下来的枝条归拢到一堆。石头照例坐在林边的草地上吃红薯干。我正弯腰捡树枝的时候，忽然听见石头尖叫了一声，那声音不大，但是特别尖锐，像是被什么东西吓着了。我抬头一看，石头的脸白得像纸，小手指着草丛里头，浑身都在发抖。秀兰扔下柴刀就往外跑，我跟着跑过去，拨开草丛一看，一条手臂粗的蛇正盘在离石头不到一米远的地方，昂着脑袋，嘶嘶地吐着信子。
秀兰一把抱起石头，声音发抖地说，是腹蛇，有毒的。我那时候也不知道哪来的一股子勇气，抄起柴刀就朝那蛇砍了过去。第一刀没砍中，砍在地上崩起一块石头，蛇受了惊，猛地朝我这边窜过来。我一连退了好几步，手忙脚乱地又砍了一刀，这一刀砍在蛇的尾巴上，蛇身剧烈地扭动起来，缠住了一根树枝，看上去比刚才更凶了。秀兰在后头喊，砍头，砍它的头！我深吸一口气，对准蛇的脑袋狠狠劈了下去，这一下终于砍中了，蛇头被砍了下来，蛇身在地上滚了几滚，渐渐地就不动了。
我把柴刀往地上一扔，腿一软就坐在地上了。石头在秀兰怀里哇哇大哭，秀兰拍着他的背，哄着他说没事了没事了，蛇死了。她的声音也是抖的，眼眶红红的，看得出来她也被吓得不轻。过了好一会儿，石头不哭了，秀兰才把他放下来，走到我面前说，谢谢你，要不是你，石头就被咬了。我说，应该的，这孩子还这么小，不能出事。秀兰低下头，沉默了几秒钟，然后说了一句话，说得我愣住了。她说，周国庆，你是好人。
就是那天晚上，回到屋里以后，秀兰破天荒地多煮了两个鸡蛋，一个给石头，一个给了我。她把鸡蛋剥好了放在我碗里，说，补补身子。石头吃着鸡蛋，嘴边上全是蛋黄，笑嘻嘻地朝我伸出手来，含糊不清地说，叔，抱。我把石头抱起来放在膝盖上，小家伙立刻就老实了，靠在我怀里啃他的鸡蛋。秀兰看着我俩，嘴角动了一下，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她笑，虽然只是一瞬间，但我觉得那笑容很好看，就像秋天的山里忽然开了一朵野菊花，朴素得让人心里头一暖。
那之后，我跟秀兰之间的话慢慢多了起来。当然，主要还是我说，她听。我跟她说我小时候的事，说我爸是个工人，我妈在纺织厂上班，说我以前上技校学的车工，说我被那几个所谓的大哥害得有多惨。她听着，有时候点点头，有时候叹口气，偶尔会问一两句。我问她，你一个人带着石头，累不累？她说，累，但是日子总得过。我说，你就不想再找一个？她看了我一眼，说，找谁？谁能要我这样的？带个拖油瓶，又没家底，谁愿意要？我说，那也不一定，万一有好心人呢。她说，好心人？这年头好人不多。说完就转过去给石头盖被子，不想再说这个话题了。
那年的冬天来得很早，十一月中旬就开始下雪了。林场的冬天冷得邪乎，屋里的水缸都能冻成冰坨子。赵场长给我们发了些炉子用的煤球，但数量不多，得省着用。秀兰每天晚上都让我睡在炉子旁边，说是离炉子近暖和些，她自己带着石头睡在床靠墙的那一边。我知道她这是把最暖和的地方让给我了，心里头过意不去，就说我跟你换换吧。她说，你干活比我累，晚上得睡好。
石头那时候三岁多了，正是最好动的时候。下雪天不能出门，他就在屋子里头折腾，一会爬到桌上，一会钻到床底下，弄得整个屋子乱七八糟的。秀兰训他，他也不听，有时候挨了打就哭着跑到我怀里来。我就会掏出从县城带来的那几本书，指着上面的图画讲给他听。他最爱听我讲孙悟空的故事，每次讲到孙悟空打妖怪，他就兴奋得手舞足蹈，嘴里还跟着喊，打，打，打！秀兰在旁边纳鞋底，看着我们闹，脸上的表情越来越柔和了。
有一天晚上，雪下得特别大，外头的风呜呜地吹，像狼叫似的。石头睡着以后，秀兰忽然开口问我，国庆，你以后打算怎么办？我说，什么怎么办？她说，三年以后，你回城了，想干什么？我愣了一下，说实话我没想过那么远的事。我说，可能回去找个工作吧，我爸说能帮我在厂子里找个活干。秀兰点点头，说，城里好，比这山沟沟强多了。我说，你呢？你就一直在这里待着？秀兰低下头，一边纳鞋底一边说，我能去哪？我就这命了。屋子里安静下来，只有针线穿过鞋底的声音，和炉子里煤球燃烧时发出的细微的噼啪声。我看着秀兰的侧脸，炉火的光映在她脸上，她的眉毛很好看，弯弯的，眼睛不大但很亮，鼻梁挺直，嘴唇有些干裂，但轮廓很好看。我忽然想，要是她不是在这山沟沟里，要是她的命好一点，她应该是个很好看的女人。这个念头刚冒出来就吓了我一跳，我赶紧把脸转过去，盯着炉子里跳动的火苗，心里头咚咚地跳。
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，我开始发现自己的不对劲了。我也不知道那算不算喜欢，秀兰比我大五岁，是个寡妇，还带着个孩子，而我不过是个被下放到这里来改造的人，我有什么资格去想这些乱七八糟的？可越是不想去想，就越控制不住自己。我开始注意她的一举一动，看她低头做饭时额前的碎发垂下来，看她晾衣服时踮起脚尖把被单搭上晾衣绳的样子，看她哄石头睡觉时轻轻拍着他的小屁股，嘴里哼着的那首不知名的小调。这些再平常不过的画面，在我眼里都变得不一样了。
这种感觉让我很煎熬，我甚至想过去找赵场长换个住处，可又不知道怎么开口。总不能说，我跟一个寡妇住在一起，我发现我喜欢上她了，你们得把我俩分开吧？那不就等于承认我动了不该动的心思了吗？在那个年代，这种事要是传出去，别说我，秀兰都别想在这里待下去了。我只好把这份心思压在心底，装作什么都没发生，每天照常上工下工，吃饭睡觉，该跟秀兰说什么还是说什么，只是不敢再看她的眼睛，因为怕她从我眼睛里看出什么来。
可是有一个人的眼睛，是瞒不住的。
那天晚上，石头忽然发了高烧，小脸红得发紫，嘴唇干得起了皮，整个人迷迷糊糊地躺在床上一动不动。秀兰急得眼泪都出来了，用湿毛巾给他敷额头，又去灶上熬姜汤，可不管是敷额头还是灌姜汤，热度就是降不下来。那时候已经是深夜了，外头又下着大雪，林场的卫生员住在三里地外的村子那头，路又远又滑，根本不好走。秀兰急得在屋子里团团转，嘴里一直念叨着，这可咋办，这可咋办。
我看不下去了，说，你等着，我去找卫生员。秀兰拉住我的袖子，说，外头这么大的雪，路你都看不清，摔了咋整？我说，摔了也得去，石头烧成这样，再不退烧要烧坏的。我不等她再说什么，披上棉袄就出了门。
那天的雪下得真大啊，一脚踩下去，雪都快没到膝盖了。风刮在脸上像刀子割一样，眼睛都睁不开。我深一脚浅一脚地顺着那条山路往村子里赶，一路上摔了好几个跟头，有一次滚到了路边的沟里，费了好大的劲才爬上来。棉袄湿透了，裤腿上也全是雪，手脚冻得都快没知觉了，可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，石头还在等着我，我不能停。
不知道走了多久，终于摸到了卫生员家的门口。我拼命拍门，把卫生员从被窝里叫起来。那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，姓刘，大家都叫她刘大夫。她听说石头发高烧，二话没说就背上药箱跟我出了门。我们俩摸黑又走回林场的时候，天都快亮了。
刘大夫给石头量了体温，三十九度八，说是扁桃体发炎引起的，再不退烧有可能烧成肺炎。她给石头打了一针退烧针，又留下了一些药片，嘱咐秀兰按时给石头吃，然后就走了。
石头打完针以后，热度慢慢地降了下去，到了中午的时候，脸上终于不红了，人也清醒了，睁着大眼睛看着秀兰叫了声妈。秀兰搂着石头，眼泪扑簌簌地掉。她哭了，她在我面前哭得一点声音都没有，就那么抱着石头，肩膀一抖一抖的，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流，砸在石头的头发上。
我站在边上，想安慰几句，又不知道说什么好。过了好一会儿，秀兰抬起头看我，她的眼睛红红的，脸上的泪痕还没干。她说，国庆，你棉袄呢？我低头一看，这才想起来我的棉袄不知道什么时候跑丢了，大概是摔跤的时候从身上滑落的。我穿着一件薄毛衣，上面全是雪水和泥巴，冻得浑身打哆嗦。秀兰二话没说，把自己的棉袄脱下来披在我身上，说，穿我的。我说，我不冷，你自己穿着。她说，你少废话，冻坏了谁干活？
石头这时候在床上忽然开口了，他看看秀兰又看看我，小手指着我说，妈妈，叔叔冷，叔叔抱抱。秀兰的脸一下子就红了，她把脸转过一边，假装去给石头倒水。我站在那儿，身上披着秀兰的棉袄，棉袄上带着她身上的温度和她头发上淡淡的味道，心里头像打翻了五味瓶一样，酸甜苦辣咸搅在一起，说不出来是什么滋味。
我想，我完了。那场高烧之后，石头对我的依赖更重了。以前他只是偶尔要我抱抱，现在几乎每天都跟在我屁股后面转，好像我是他什么亲人似的。秀兰说，这孩子没爹，可能把你当爹了。她说完这句话就有些后悔，眼神躲闪了一下，低头去忙手里的活。我心里头猛地跳了一下，嘴上却说，孩子小，谁对他好他就跟谁亲，正常的。
可我心里清楚，不正常的是我。
我开始盼着每天的活干完，盼着回到那间小屋，盼着看到秀兰在灶台前忙碌的背影，盼着石头冲我跑过来抱住我的腿。这种感觉就像一把火，烧得我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。我躺在地上，炉火烧得不旺，屋子里冷飕飕的，可我浑身燥热，脑子里全是秀兰的影子。我去看她的脸，看她的手，看她弯腰捡柴时后腰露出来的一小截皮肤。我恨我自己，我觉得自己是个畜生，人家是寡妇，带着个孩子，本来就活得不容易了，我怎么能对她动这种心思？我怎么能在这个时候想这些乱七八糟的？
我想过去找赵场长，申请换个住处。可我也知道，林场的房子就那么几间，能住人的都住满了，我能往哪换？再说，就算换了个住处，我跟秀兰还是一个工区的，天天干活还得在一块儿，躲也躲不开。想来想去，只能硬扛着，扛到三年期满，我回城，这事儿就过去了。
可老天爷好像成心要跟我作对似的，越是躲着，事儿就越往你身上撞。
转过年来开春，三月里的一个傍晚，我从山上下来，远远地就听见我们那间屋子里传出来一阵吵嚷声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加快脚步往前走。走近了一看，门口站着两个男人，一个五十来岁，一个三十出头，看穿着打扮不像是林场的人。那个年轻的正指着秀兰骂，嗓门大得半个林场都能听见，说什么你个不要脸的东西，住在我们家的房子里，跟个野男人同吃同住，你还要脸不要？
秀兰站在门口，手里拿着锅铲，脸色铁青，嘴唇在发抖，但她一句话都没说。石头被她护在身后，露出半个脑袋，吓得直哭。
我三步并作两步冲过去，挡在秀兰前面，问那个年轻的是谁。
那个年轻人上下打量了我一眼，冷笑了一声，说，你就是那个从城里下来的流氓吧？我跟秀兰的事你少管，我是她小叔子，这是我爹，石头的亲爷爷。我们来管我们家的儿媳妇，关你什么事？
我转头看秀兰，秀兰咬着嘴唇，眼睛里全是泪，却说不出一个字来。我这才明白，这是她婆家的人来了。
那个五十来岁的老头开口了，声音倒不大，但每句话都跟刀子似的，戳得人生疼。他说，秀兰，你别怪我们说话难听。你男人死了，我们何家也没亏待你，让你在这林场住着，每个月还给你钱。你现在倒好，跟一个不三不四的男人住一个屋，你让我们何家的脸往哪搁？你要是还有点良心，就把石头还给我们何家，你自己爱上哪上哪去，我们不管你。
秀兰听到这话，就像被人在心口捅了一刀似的，眼泪哗地就下来了。她死死抱住石头，声音发抖地说，石头是我生的，谁也别想把石头从我身边带走。那个年轻人，就是她小叔子，往前走了一步，伸手就要抢石头。我一把拦住他，说，你们有话好好说，别动手。他瞪着我，说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我管我们自己家的事，关你屁事？我告诉你，你一个下放来的劳改犯，你别以为自己了不起，惹急了我去告你，说你搞破鞋，到时候看谁倒霉。
搞破鞋这三个字从他嘴里说出来的时候，我整个人像被泼了一盆冰水，从头凉到脚。那个年代，这种事情要是被扣上帽子，不光是我，秀兰也得跟着遭殃。轻则批斗检讨，重则加刑期，甚至更严重的后果都有。我看了看秀兰，她脸上全是泪，眼睛里的神情从愤怒变成了恐惧，她显然也知道这三个字的分量。
我深吸了一口气，压住心里的火，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平静下来。我说，叔，哥，我不是什么不三不四的人。我是从城里下放来林场改造的，赵场长安排的住处，不是我自己要求的。我跟秀兰就是普通的工友关系，我住地上，她住床上，干干净净的，你们可以去问赵场长。至于石头，他是秀兰的儿子，秀兰是他的亲妈，你们要把孩子从亲妈身边带走，这说到哪里去都不占理。
老头冷哼了一声，说，你跟我讲理？你一个劳改犯也配跟我讲理？我还告诉你了，石头姓何，不姓周，更不姓别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姓。你是哪根葱？我们何家的孙子，凭什么让你一个外人带在身边？
那个小叔子更冲，指着秀兰说，你是真不要脸，我哥才死几年，你就跟别的男人睡一个屋了。你要是不把石头交出来，我去公社告你们俩，看你们能有好日子过不？
秀兰终于开口了，她的声音不大，但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。她说，何家庆，你少在这里血口喷人。我跟国庆清清白白的，没有你们想的那些脏事。石头是我生的，也是我养的，你们三年没管过我们娘儿俩的死活，现在跑来说石头是何家的孙子，你们不觉得亏心吗？
老头眼睛里闪过一丝不自在，但很快又恢复了那副强硬的样子。他说，过去的事就不说了，现在你住在我们何家的房子里，就得听我们何家的安排。你要么跟这个男的分开住，要么把石头给我们，你自己看着办。
双方就这么僵持着，谁也不让谁。周围的邻居都出来了，站在远处看热闹，指指点点的，有人小声说秀兰的不是，也有人说何家做得过分，但就是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句公道话。
就在这时，赵场长来了。他是被一个工人叫来的，人还没到声音先到了，嚷嚷着说，干啥呢干啥呢，当林场是你们家炕头呢？吵吵什么？
何老头看见赵场长，态度倒是软了一些，毕竟赵场长在这地方是有头有脸的人物。他把事情添油加醋地说了一遍，重点说我跟秀兰住一个屋子，说这伤风败俗，说何家的脸面都丢尽了。
赵场长听完，抽了两口烟，慢悠悠地说，老何，你说的这事，我跟你解释一下。这房子是林场的，不是你们何家的，当年是借给你们儿媳妇住的，她要是不在这里干了，房子我收回，但她只要还在林场干活，这房子就归她用。至于跟谁住，是我安排的，林场就这么大，房子就这么几间，我没地方安排这个年轻人，才让他们挤一挤，又不是睡一张床，有什么伤风败俗的？你要是觉得不行，你给我腾出一间空房来，我立马把人搬走。
何老头被噎得说不出话来。赵场长又看了看那个小叔子，说，家庆啊，你也不小了，你哥走了以后，秀兰一个人拉扯孩子不容易，你们当婆家的，不帮衬也就算了，还跑来闹，说出去不怕人笑话？石头是你哥的骨肉，你把他从亲妈身边抢走，你哥在九泉之下能闭眼吗？
这话说得在理，周围的人也跟着点头。何家父子脸上挂不住了，何老头哼了一声，说了一句我们走，转身就走了。何家庆走的时候狠狠瞪了我一眼，那眼神里的意思很明确，这事儿没完。
他们走了以后，围观的人也渐渐散了。秀兰抱着石头回了屋，一句话都没跟我说。我站在门口，不知道该不该进去。赵场长走过来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压低声音说了一句，你小子给我注意点，别给我惹事。说完也走了。
我在门口站了好一会儿，才推门进去。秀兰坐在床边，石头已经睡着了，脸上还挂着没干的泪痕。秀兰没看我，盯着床板上石头的脸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我在地上坐下来，想说点什么，又不知道从何说起。屋子里安静了很久，久到我以为她不会说话了，她才忽然开了口。
她说，国庆，你说我是不是真的很不要脸？
我说，你别这么说，你比谁都清白。
她说，可别人不会这么看。在他们的眼里，我就是个不要脸的寡妇，带着个孩子，跟一个年轻男人住在一起。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脏的，我做的每一件事都是错的。就算我跟你说的话不超过十句，在别人嘴里，那也是通奸。
我说，别人怎么说是别人的事，你自己心里清楚就行了。
她抬起头看着我，眼睛里有一种我从没见过的东西，不是愤怒，不是悲伤，更像是一种认命。她说，你三年以后就走了，你回你的城里去，你还是个干干净净的大小伙子。可我呢？我还得在这里过一辈子。今天何家来了，明天后天他们还会来，他们一天不把石头从我身边弄走，一天就不会罢休。你以为赵场长今天帮咱们说几句话就没事了？他那是把事儿压下去了，不是解决了。
她说得对。我知道她说得对。
那天晚上我躺在地上，听见秀兰在床上翻来覆去的声音，还有她压制住的那种细微的呜咽。石头睡得很沉，什么都不知道。我睁着眼睛看着黑漆漆的天花板，心想，我到底该怎么办？
从那天起，我明显感觉到周围人的眼光变了。以前大家虽然也不太搭理我，但至少面子上过得去。现在不一样了，走在路上，会有人在背后小声嘀咕。吃饭的时候，食堂里的大师傅给我打菜的时候，勺子明显抖得更厉害了。一些上了年纪的女工看到秀兰，脸上的表情就跟看到什么脏东西似的，绕着道走。
秀兰变得更加沉默了，以前还偶尔说几句话，现在连话都懒得说了。除了必要的交流，比如吃饭了、干活了、石头你看着点，她几乎不开口。她干活比以前更拼命了，好像要把所有的力气都用在那把柴刀上似的。我有时候看着她被树枝划破的手背上还渗着血，想说让她歇会儿，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，因为我知道我说什么都是多余的。
石头那时候快四岁了，已经开始懂一些事情了。有一次在院子里，他跟几个林场工人的小孩一起玩，忽然被一个大一点的孩子推倒了，那孩子还冲他喊，说你妈是破鞋，你是个野种。石头爬起来哭着跑回来，抱着秀兰的腿问，妈妈，什么是破鞋？什么是野种？
秀兰脸上的表情我这辈子都忘不了。她蹲下来，捧起石头的脸，用大拇指擦掉他脸上的眼泪，声音很轻很轻地说，别听他们的，你不是野种，你是妈妈的好儿子。她说完这话，自己倒没哭，只是嘴唇都在哆嗦，眼睛里有东西在闪，硬是没让它掉下来。
我站在门框边上，手里拿着一本书，指节捏得发白。我当时心里头涌上来一股冲动，想去把那个小孩的家长找出来理论理论，想去跟全林场的人说，我跟秀兰之间什么都没有，我们清清白白，比这山上的雪还清白。可我知道，这种事越解释越说不清楚，你越是辩解，别人越觉得你做贼心虚。那个年代，流言蜚语杀人不见血，多少清白的人就是被这样的嘴给逼死的。
我想了一个晚上，第二天一早去找了赵场长。我说，给我换个住处吧，哪怕是马棚，哪怕是工具房，只要有个地方能铺个铺盖就行。赵场长看了我半天，叹了口气，说，你以为我不想给你换？整个林场就这么几间能住人的房子，你总不能住到山上去喂狼吧？
我说，那我去跟别的男工挤一挤也行。
赵场长说，哪个屋能挤得下？四人间都住了四个人了，再加你一个，转个身都费劲。再说，你跟他们住一起，人家愿意吗？你是什么身份，他们是什么身份，你心里没点数？
我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。我是被下放来改造的，在林场这些人眼里，我低人一等。那些正式的林场工人，谁愿意跟一个犯了事儿的人住一间屋？这不是住不住得下的问题，是愿不愿意的问题。
赵场长最后说，你先忍着吧，等开春以后，南坡那边有几间旧房子修一修，到时候让你搬过去。我问什么时候能修好，他说，急什么，总得等天暖和了才能动工吧。
我没办法，只能回去继续忍着。
可何家的人不等。
半个月以后的一个早上，我刚推开屋门，就看见何家庆带着两个人站在门口。这回他不是空手来的，手里拿着一张纸，脸上的表情比上次更得意。他把那张纸在我面前抖了抖，说，这是公社的证明，石头是何家的子孙，我们有权利把他接到何家抚养。你要是识相的话，就把孩子交出来，要是敢拦着，我就去县里告你们，到时候连赵场长都保不住你们俩。
秀兰从屋里冲出来，一把将那张纸夺过去看。她看了几遍，脸色越来越白，最后瘫坐在地上，嘴里喃喃地说，这不是真的，这不是真的。
我知道她不是不认字，她是接受不了这个事实。何家不知道怎么托的关系，居然弄到了公社的证明。在那个年代，公社的一纸证明，在很多事情上就是铁板钉钉的判决，你想翻都翻不过来。秀兰一个寡妇，没有什么社会关系，更没有什么门路，她拿什么去跟何家争？
石头被吓醒了，光着脚跑出来，看见秀兰坐在地上哭，也跟着哇哇大哭。何家庆身边的那两个人上来就要抱石头，我挡在前面，说，你们要是敢动这屋里的东西，我就跟你们拼命。何家庆说，你一个劳改犯，还敢跟我们拼命？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去公安局告你暴力抗法？
我正要说什么，秀兰忽然站了起来。她从地上爬起来，把石头抱在怀里，看着何家庆，说，石头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，谁来了也抢不走。你们有公社的证明，我去县里告，县里不行我去省里，省里不行我去北京，我就不信这天下没有说理的地方了。
何家庆说，你去哪告都一样，石头姓何，不姓别的。你一个寡妇，自己都养不活自己，还想养孩子？你要是识相的话，把孩子给我们，我们供他吃供他穿，总比你带着他在山上吃苦受罪强。
秀兰说，我吃苦受罪是我自己的事，石头跟着我，再苦再累也比跟着你们强。你们何家是什么东西，你们心里没数吗？你男人在世的时候，是怎么对你们说的？你们嫌他穷，嫌他没出息，一个子儿都不借给他。他死了，你们倒想起来石头是何家的孙子了？你们不就是想要个种吗？你们想要种自己生去，少打我儿子的主意。
这话戳到了何家的痛处。何家庆的脸涨得通红，他老婆生了两个女儿，一直没有儿子，这在当时的农村是抬不起头来的事。秀兰这句话正好捅在了他们的心窝子上。
何家庆恼羞成怒，冲上来就要抢石头。我一把抓住了他的胳膊，他挥拳打我，我一歪头躲过去，反手把他推了一个趔趄。另外两个人看见动起手来了，也冲上来。我们几个人就在门口扭打在一起。我当时二十一岁，正是年轻力壮的时候，虽然没练过什么功夫，但急了眼也是豁出去的。可对方有三个人，我很快就被按在地上了，脸上挨了好几拳，鼻子嘴里全是血。
秀兰尖叫着冲过来，拿着锅铲就往何家庆头上招呼，一下，两下，打得何家庆嗷嗷直叫。周围的人终于被惊动了，几个男工上来把我们拉开了。赵场长闻讯赶来的时候，我正从地上爬起来，满脸是血，秀兰抱着石头缩在墙角，浑身都在发抖。
赵场长搞清楚情况之后，把何家庆拉到一边说了半天的话。不知道他说了什么，何家庆最后恨恨地瞪了我一眼，带着那两个人走了。走之前他扔下一句话，你们等着，这事没完。
那天下午，赵场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，关上门，点了根烟，半天没说话。我坐他对面，脸上的伤口还在往外渗血，用袖子擦一下，疼得我倒吸凉气。赵场长抽完那根烟，把烟屁股摁灭在桌角上，看着我说，周国庆，我问你一句话，你老实跟我说。
我说，你说。
他说，你跟秀兰，到底有没有那回事？
我说，没有。我敢对天发誓，我跟秀兰清清白白，什么事都没有。
赵场长盯着我的眼睛看了好一会儿，点了点头，说，行，我相信你。但是你听我说，今天是何家来闹，明天可能是别人，后天可能是上面来人。你跟秀兰住在一起，就算你们什么都没做，在别人眼里你们就是做了。这种事情说不清楚的，你明白吗？
我说，我明白。我说，赵场长，你给我指条路吧，我该怎么做？
赵场长又点了一根烟，说，两条路。第一条，你离开东区的工区，我安排你到山那边的工区去干活，那边有个单身宿舍，你跟几个男人住一起，挤是挤了点，但是没人会说闲话。秀兰那边她自己干，孩子大了，她也不用天天带着上山了，送到林场的托儿所去就行。
我说，第二条路呢？
赵场长看了我一眼，没说。他把烟抽了半截，忽然换了个话题，说，国庆，你今年多大了？
我说，二十一。
他说，二十一，好年纪啊。我二十一的时候，刚进林场，还是个毛头小子。你知道我在这林场待了多少年了吗？二十六年。二十六年啊，我从你这么大开始，一直干到现在。这林场的一草一木，哪一棵不是我看着长大的？我跟你说这些，不是跟你诉苦，我是想告诉你，人这一辈子，有些事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。
我有点没听明白他的意思，问，赵场长你到底想说什么？
赵场长把烟掐灭了，站起来走到窗边，看着外头漫山的树，说，周国庆，你是不是喜欢秀兰？
这句话像一颗石头砸进了平静的水面，我浑身上下像被定住了一样，嘴巴张了张，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
赵场长没回头，继续说，你别瞒我，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还多，你那点心思，瞒得了别人瞒不了我。你每次看秀兰的眼神，跟看别人不一样。我知道你不是坏人，秀兰也不是坏人，你们都是好人，可好人有时候办的事，不见得就是对的。
我低着头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赵场长转过身，走到我面前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说，国庆，你听我一句劝，你跟秀兰不是一路人。你是城里来的，三年以后你就走了，回去该上班上班，该娶媳妇娶媳妇，你还有大把的好日子。秀兰呢？她是这山沟沟里的人，她没有你那些机会，她这辈子就注定要在这山上过。你要是跟她有什么，对你对她都不好。对你来说，你一个下放改造的人，跟一个寡妇搞在一起，你的前程还要不要了？对秀兰来说，她本来就已经够难的了，你要是跟她好了，又拍拍屁股走了，她以后还怎么做人？她带着个孩子还怎么活？
我把脸埋在手掌里，说不出话。我知道赵场长说的每一个字都是对的，可我心里头的那个声音，却怎么都压不下去。
赵场长叹了口气，说，你自己好好想想吧。明天我就安排你到山那边的工区去干活，你去了以后就别再回来了。秀兰那边，我会跟她说。
我抬起头，看着赵场长的背影，说了一句连我自己都没想到的话。我说，赵场长，我不走。
赵场长转过身来看着我，眼睛里全是不可思议。
我说，我不走。我要是走了，何家的人再来怎么办？秀兰一个人，她对付不了他们。石头还那么小，他不能没有妈妈。我要是走了，我就是个缩头乌龟，我这辈子都瞧不起自己。
赵场长皱着眉头说，你不走，你还想怎样？你还能跟她过一辈子不成？
我看着赵场长的眼睛，一字一句地说，如果秀兰愿意，我就跟她过一辈子。
赵场长愣住了，手里的烟差点掉在地上。他瞪大了眼睛看着我，好像在看一个疯子。他说，你疯了？你是来改造的，你还想在这里安家？你别忘了你自己的身份，你以为你说了就算？
我说，我知道我是什么身份，我也知道我现在说了不算。但我说的是真心话。赵场长，你不是说人这一辈子有些事不能由着性子来吗？可我觉得，有些事要是不由着性子来，这辈子就白活了。
赵场长沉默了很长时间。他重新坐下来，又点了一根烟，这回是那种很慢很慢地抽，好像在斟酌什么很重要的话。屋子里烟雾缭绕，呛得我眼睛发涩，可我一动没动地坐在那里，等着他开口。
最后他终于说了，声音不大，但每个字都说得很清楚。他说，周国庆，你要想清楚。你要是真跟秀兰好了，你就别想再回城了。组织上不会同意你这样的处分对象跟一个寡妇结婚，你得做好在这山里待一辈子的准备。你的档案上会永远记着这一笔，你爸妈以后在县城里抬不起头来。这些都是你要承受的。
我说，我想清楚了。
赵场长说，你没想清楚。你现在才二十一岁，你以为你想清楚了，其实你什么都不懂。你在这里待三年，三年以后你会发现你现在的想法有多幼稚。你回到城里，有一份稳定的工作，娶一个门当户对的姑娘，生一个白白胖胖的孩子，你爸妈脸上有光，你自己也有奔头。这才是你该走的路。
我说，赵场长，你不是我，你不懂我现在的感受。
赵场长苦笑了一下，说，算了，我不劝你了。你自己做决定吧。但是我丑话说在前头，你要是跟秀兰的事闹出来，我可保不了你。到时候上面处理你们，你别怪我。
说完他就让我走了。
我站在赵场长的办公室门口，秋天的风吹过来，带着松树和泥土的味道。山上的树叶开始黄了，远远近近的，像是一幅画。我站在那幅画里，却觉得自己根本不配站在这里。
那天晚上回到屋里，我决定跟秀兰谈一谈。
石头睡着了，秀兰在纳鞋底，煤油灯的火苗一跳一跳的，把她的影子投在墙上，忽大忽小。我在她对面的小板凳上坐下来，手里拿着一个搪瓷缸子，里头的水已经凉了，我却一直没喝。
秀兰先开了口，她说，赵场长找你说什么了？
我说，也没什么，就是问问我的打算。
秀兰说，他是不是让你搬走？
我说，嗯，他去山那边的工区给我找了个住处。
秀兰的手顿了一下，然后又接着纳鞋底，针线穿过鞋底的声音在安静的夜里显得格外清晰。她说，那就搬吧，搬了好，省得别人说闲话。
我说，我没答应。
秀兰抬起眼睛看着我，煤油灯的光映在她的瞳孔里，亮晶晶的，像是两颗星星。她说，为什么不答应？
我张了张嘴，那些在心里憋了几个月的话像决了堤的洪水一样往上涌，可到了嘴边却怎么也说不出口。我握着搪瓷缸子的手有些发抖，缸子里的水晃荡出来，洒在我手背上，凉的。
秀兰看着我这个样子，忽然放下了手里的鞋底，叹了口气，说，国庆，你别说了。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你什么都别说，说了对谁都不好。
我愣住了，问她，你知道我想说什么？
秀兰低下头，手指摩挲着那根纳鞋底的针，半天才说，我又不傻。你每次看我的眼神，我都看得出来。你不是第一天这样了，好几个月了。
我的脸一下子烧起来，从脖子根一直烧到耳朵尖。我想说点什么来掩饰，可舌头像打了结似的，什么话都说不出来。秀兰看着我窘迫的样子，嘴角竟然微微弯了一下，那笑容里带着一种说不出来的酸楚。她说，你一个大小伙子，脸皮这么薄，以后怎么讨老婆？
我说，我不要别人，我就要你。
这句话说出口的时候，我自己都吓了一跳。我知道我应该说一些更委婉的话，比如说秀兰你是个好人，比如说我觉得你这个人挺好的，比如说我想照顾你和石头。可不知道为什么，嘴巴比脑子快，那些弯弯绕绕的东西全都跳过去了，直直地就说出了这么一句话。
我就要你。
很简单，很直白，像一个什么都不懂的毛头小子说出来的话。可就是这句话，让秀兰的脸色一下子变了。她刚才还带着的那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消失得干干净净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我看不懂的表情，像是震惊，像是害怕，又像是一种深深的、怎么也抹不掉的悲伤。
她沉默了很久，久到我以为她不会回答了。然后她说了一句话，那声音轻得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。
她说，你拿什么要我？
我噎住了。
她继续说，你拿什么要我？你一个被下放来改造的人，连自己的前途都保不住，你怎么要我？我一个寡妇，带着个孩子，名声也不好，你怎么要我？你拿什么养我？你拿什么养石头？你拿什么在这个山沟沟里过日子？等你三年期满走了，我跟石头怎么办？你告诉我，你拿什么要我？
她的问题一个一个砸过来，每个问题都像一把锤子，砸在我的心上，砰砰砰地响。我想说我能干活，我有一身力气，我不怕吃苦，我可以在林场留下来，我可以跟赵场长申请在这儿落户。可这些话到了嘴边，连我自己都觉得苍白无力。我能干活？林场谁不能干活？我不怕吃苦？这山里的日子是吃苦就能过得下去的吗？我可以在林场留下来？我算什么身份，我凭什么留下来？
我看着秀兰的眼睛，那双眼睛里倒映着煤油灯的火苗，也倒映着我的样子。那个样子很狼狈，脸上还有何家庆留下的伤，嘴角肿着，眼眶青着，穿着那件跑丢了棉袄后秀兰给我改的旧棉衣，袖子短了一截，手腕露在外面，冻得通红。我忽然觉得自己很可笑，一个二十一岁的毛头小子，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不是，却在这里跟一个寡妇说我想要你，我跟你说，你有什么资格说这种话？
秀兰见我不说话了，声音放软了一些，带着一种跟石头说话时才会有的那种温和。她说，国庆，你是个好人。你比这林场里很多人都好。你帮过我，帮过石头，这些我都记在心里，一辈子都不会忘。可是你得明白，日子不是靠一时的好心和冲动就能过下去的。你有你的路要走，我有我的路要走，我们不是一条路上的人。
我说，我可以改道。
秀兰摇了摇头，说，你别说这种孩子话了。过几年你回头看今天说的话，你会觉得自己傻得要命。
我说，我不觉得傻。
秀兰站起身来，把鞋底收进针线筐里，吹灭了煤油灯。屋子里一下子黑了，只有窗外透进来的一点月光。她说，睡吧，明天还要干活。说完就躺下了，和石头盖着一床被子，背对着我，一动不动。
我在地上躺了很久，睁着眼睛看着黑暗中的天花板，脑子里乱成一锅粥。秀兰的呼吸声很轻，我分不清她是睡着了还是醒着。石头在梦里翻了个身，小小的手从被子里伸出来，搭在床沿上，手指头微微蜷着，像一只小小的海星。我看着那只小手，心里头忽然涌起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，不是心疼，不是喜欢，而是一种沉甸甸的、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东西。
后来我才知道，那种感觉叫责任。
第二天，我没有搬去山那边的工区。我跟赵场长说，我再考虑考虑。赵场长看了我一眼，那眼神里的意思是，你小子别给我耍花样，但我什么都没说，转身就走了。
日子好像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上，我和秀兰一起上山干活，一起回屋做饭，一起管石头。表面上看，什么都没变。可实际上，什么都变了。
从那以后，我跟秀兰之间多了一层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。以前虽然也没什么话，但至少自在，该说什么说什么，不用多想。可现在不一样了，只要两个人单独待在一起，空气就好像凝固了一样，谁都不好意思先开口。有时候我不小心碰到她的胳膊，两个人都像被烫了一下似的赶紧缩回去，然后假装什么都没发生，各自转开脸去。
石头成了我们之间唯一的纽带。这小家伙完全不明白大人之间发生了什么，他只是比以前更喜欢缠着我了，要我抱，要我背，要我给他讲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故事。每次我去抱石头的时候，秀兰就站在一边看着，脸上的表情很复杂，像是在笑又像是在忍，眼睛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温柔和忧伤交织在一起的东西。
有一天傍晚，石头在林场的小路上摔了一跤，膝盖磕破了皮，哭得撕心裂肺。我跑过去把他抱起来，吹着他膝盖上的伤口，嘴里哄着说不疼不疼，叔叔吹吹就不疼了。石头趴在我肩膀上，鼻涕眼泪糊了我一脖子，可渐渐地就不哭了，只是小声地抽噎。秀兰从后面走上来，手里拿着从卫生员那儿要来的碘伏和纱布，要给石头上药。石头不肯从我的肩膀上下来，秀兰只好就着我抱石头的姿势给他清理伤口。她的手指碰到我的手背的时候，两个人都像被定住了一样，就那么僵了几秒钟，谁都没动。
风从山那边吹过来，带着松脂的香味。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老长老长的，三个影子，一大两小，斜斜地印在地上，像是一家人。
秀兰忽然轻轻地说了一句，国庆，你瘦了。
我说，没有吧，我吃得挺多的。
她说，你别骗我，你下巴都尖了。你是不是晚上睡不好？
我说，没有，睡得挺好的。
她没再说话了，低下头继续给石头上药。可我注意到，她的耳朵尖红了。一个女人耳朵尖红了是什么意思，我不知道，但我心里头忽然就暖了一下，像是冬天里喝了一口热汤，从喉咙一直暖到心窝子里去。
那天晚上，我主动提出来说，要不我搬去山那边的工区吧。秀兰正在洗碗，手里的碗滑了一下，差点掉在地上。她稳了稳手，头都没抬，说，你决定了？
我说，没有，我就是问问你的意思。
秀兰说，我的意思重要吗？
我说，重要。
她沉默了一会儿，把手里的碗一个一个擦干净码好，叠在碗架上，然后把手在围裙上擦了两下，转过身来看着我。屋里没有点灯，外头的月光透过窗户洒进来，照在她脸上，把她整个人都镀上了一层银白色的光。她看着我的眼睛，那眼神里有一种从未有过的东西，像是在做一个很艰难的决定。
她说，国庆，你要是搬走了，以后就不要再回来了。
我说，为什么？
她说，你搬走了，就不该再回头。回头路不好走。
我说，秀兰，你跟我说句实话，你到底想不想让我走？
她没有回答。
但她的眼泪掉了下来。
顺着脸颊，一颗一颗地掉下来，没有声音，就那么安静地流着，像是山里的泉水，不知疲倦。她站在那里，一动不动，任凭眼泪往下掉，脸上的表情却是平静的，甚至带着一丝微笑，那笑容很苦，苦得像黄连。
我一步跨过去，伸出手，却不知道该放在哪里。我想抱她，可我不敢。我想给她擦眼泪，可我手上有干活留下的泥和土，我怕弄脏她的脸。我就那么僵在她面前，像一个手足无措的孩子，张着嘴，什么都说不出来。
秀兰自己伸手抹了把眼泪，声音哑哑地说，你别问了，有些事不是想不想的问题。你走吧，你过你该过的日子，我过我该过的日子，这样就挺好。
她说完转过身去，把围裙从身上解下来，叠好，放在灶台的角落。然后她走到床边，轻轻地躺下来，给石头掖好被角，闭上了眼睛。
我站了很久，久到月亮从窗户的这头移到了那头。我躺下来的时候，地面上冰凉冰凉的，隔着那床旧棉被都觉得冷。我把被子裹紧了，缩成一团，侧过身子对着床的方向。月光下，秀兰的背影像一座小小的山丘，安静地起伏着，石头蜷在她怀里，像一个逗号，安放在她身体的弧度里。
我闭上眼睛，在心里对自己说，周国庆，你不能就这么算了。
你得做点什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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